看南方周末是近年来的一个习惯，杭州今天温度创了新高，我也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报道：“通海大地震”亲历记。
在给大家装载相关的文章之前，先写点自己想说的话：
一直听外公说过这样一次经历：文革时期，在xx局的他被造反派打倒，在被当街游行之后全家被赶到了位于玉溪市元江县的“五七干校”（五七干校，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为了贯彻毛泽东《五七指示》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将党政机关干部、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，进行劳动的场所）劳动，妈妈也就在元江读小学，外婆因为学医出身，也就在“五七干校”的医务室工作，后外公因为工作需要，被派到峨山县小街镇，作为某工作组的成员，地震当时，外公被摇醒，随着把头一缩，用被子盖住了自己，第一轮地震过后，外公发现枕头已经被一根梁砸种，那一缩头救了自己，但同屋的另一位同事就不幸遇难，那一刻，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00分34秒。
被继续留在元江“五七干校”的外婆和妈妈焦急万分，但后来提起这件事情来，似乎外婆都忘记了当时多么的恐惧和无助，几天过后，组织上把外婆调任峨山县卫生院，“那时加我就2、3个医生了，其他都在地震的时候死了”，妈妈也随之来到峨山。“当时我们就住在解放军的卡车的车上，就在车兜搭一块帆布”妈妈说，我问“那你不就是现在的新时期的志愿者了，主要做什么”，妈妈“当然，帮着洗东西，煮饭之类的。”看着他们脸上的平静，我难以想象这场浩劫带来他们的触目与波澜，我只能与我的经历比较，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2008年5月12日，12点28分时的惊恐与茫然，随之给妈妈的电话打不通时的眼泪，也不能忘记那一晚的无助，那夜瓢泼大雨，我就在学校保安的值班室门口站了一宿，多么多么期待天亮，对余震的恐惧是致命的，让人崩溃的，那时，我还在大学，我还在离汶川直线距离约九十公里的成都，但，峨山到元江有120公里，这不是直线距离，而是横断山脉中蜿蜒的盘山公路的距离。
“那时候我就指挥救灾，从昆明拉了一东风车的散装饼干，驾驶员问我倒哪里，当时我就把xx叫来，清理了粮库前面的水泥操场，卸好了师傅马上就走，驾驶员说还要继续去拉，没有交接单据，不用签字。后面还拉来过馒头，运到的时候还是热的，记得是山东的。也有空军给我们投食品，但幸存的老百姓以为是敌军，都躲了起来，武装部的小x还把他的小口径拿出来说要准备战斗，当然，地震的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是苏联来投原子弹了”外公慢慢回忆着，“我看报道说，是不是有很多的慰问信和毛主席语录？”我插了句。妈妈笑了起来，“好多的信和毛主席语录和像章，那时候大家就靠这些东西重建的，那个时候的人的觉悟和精神的力量在今天看来是不能想象的”，外公说“那时候就想着不要给全国人民添麻烦，自己可以解决的就自己解决。”
512那天，我手机响起了3次，周围同学很是惊愕，15点过鄢师傅很随意的一拨就把我电话打通了，随意我请他联系我爸妈，说我没事。21点过的样子，外公来电，说了几句经验后告诫我，你是党员，不准跑。22点过的样子，Moon打来了电话，问她怎么打通的，她就说不断拨啊，我相信呢通的，再后面，零点过后，陆续小姚的电话也来了，大家的短信也都来了。说这些是想说明当时的脆弱，以及，电话和短信，是很大的精神支持。
好了，就写这些吧，老人似乎也不愿多提起，似乎觉得那一次的死里逃生和后续的救灾工作如浮云般已消逝，毕竟，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了。
我只是单纯的觉得，作为那个时候全靠自救完成了重建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勇气，那么相比于512汶川地震，他们所受到的社会后期的关怀是远远太少了，我需要把这件事情整理出来，目的只是为了是给逝去的人和幸存下来的人以历史的铭记。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通海大地震2000年得以解密。外公至此才知道了具体的伤亡人数。
下面是几篇文章的转载，恳请大家看完。
1、关于这次地震的“地位”
在这次地震中，仅通海县造成的经济损失，按可比价格计算就达27亿元之巨，被命名为“通海大地震”。这是20世纪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之一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死亡人数万人以上的三次大地震之一（仅次于“唐山大地震”和“汶川大地震”）。
我国地震科研始于此次地震。“对‘通海’一点不知的人，不配做地震科研工作；对‘通海’一知半解的人，没有资格站在地震科学研究的讲台上。”这是在我国地质地震科学界盛传的说法。从地震科学的角度看，邢台地震、通海地震、唐山地震是最典型、最有科研价值的3次大地震，在我国乃至世界的灾难史和地震史上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。
1970年1月17日，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。我国的地震科学研究和防震减灾事业正式始于通海大地震之后。
2、关于当时新闻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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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再隐瞒真相是社会的进步
通海大地震30年后解密（2000报道）
殷红
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0分37秒，云南通海县发生7．7级大地震。
受灾面积达8800平方公里，地震造成15621人死亡。震中通海全县死亡
4426人，占当时总人口的2．64％。许多自然村夷为平地，有的村子仅
剩下两三名妇孺，幸存者在极度惊恐和精神创痛中欲哭无泪。
这是今年1月5日，在通海县举行的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上首次在
正式场合披露地震中的受灾情况。
通海地震的死亡人数仅次于唐山大地震，是20世纪中国百大重灾
之一。可当时的《云南日报》地震4天后，才刊出一则语焉不详的消息：
“新华社昆明8日电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，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
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。
“……广大革命群众豪迈地说，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，我们奋发
图强、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一定能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。”这
篇报道连地震的具体方位都隐而不说，只透露是“昆明以南地区”，
至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几乎一点蛛丝马迹都看不出来。
在该报当年1月10日的报道中，有如下叙述：“金家庄公社社员们
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奋勇抗震救灾。……广大贫下
中农说，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。”“震发后，
省革命委员会派人，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《毛主席语录》、金光闪闪
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，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。”
通海强震被人为地保密了30年，30年后我们才有勇气承认历史！
我们愧对死者，愧对那15621个不肯瞑目的灵魂！可以告慰他们的是，
历史将不会再有惊人地相似了。（《中国青年报》1．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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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南方周末转载
“通海大地震”亲历记（原文有图片，这边没有粘过来）
作者: 杨杨
2010-03-17 17:31:58
来源:南方周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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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云南省通海县发生7.8级大地震，史称“通海大地震”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大地震。在那个“红色”年代，大地震发生后，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：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、发展生产、重建家园。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：不要救济粮、不要救济款、不要救济物。宣传口号是：“千支援，万支援，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。”当时通海有16万人，仅慰问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，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。那年我还不到7岁，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，我父亲把我和母亲、姐姐、弟弟从倒塌的房屋中救出……
作家刘心武发现了一封“密信”
1970年春天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刘心武从同事那里借来一本描写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生活的小说《日子》。同事“不慎”在书中夹了一封家书。那是一封从云南省通海县寄来的“密信”，内容是向他们在北京工作的亲人报丧的，说的是这一年的1月5日深夜家乡发生了特大地震，房屋几乎倒平了，埋死了很多人。信中提到了许多遇难者的姓名，从家族中类似哥嫂、侄甥、舅父、叔姨那样的至亲，到邻里同窗，列出了很长的一串名单。
三十多年之后，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刘心武，对那封可怕的“密信”仍记忆犹新。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：“那晚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，呆立了很久，惊诧莫名。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？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，广播里也没那么广播过。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大地震，仅同事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，那个地区一共死了多少人呢？”
事实上，不仅是刘心武无法知晓那次大地震的真相，在当年，甚至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绝大多数中国人，对于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发生在云南通海的那场大地震，都没有多少了解。
被保密了三十余年的惊世大地震
我是1970年通海7.8级大地震的亲历者。我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调查记忆中的那场大地震，想方设法收集有关图片和史料，走遍了当年的地震灾区，采访了许多当事人。这些年来，我常常漫游在这片不平凡的土地上，那股来自地下的巨大力量已经悄无声息，但遗留在地表的地震断层，虽经风雨剥蚀，仍然让我真切感受到40年前那一瞬间大地扭动的痛苦。
长期以来，我国政府一直将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列入国家机密范畴，这个规定直到2005年才废止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我翻开云南省档案馆所藏1970年6月15日《地震受灾情况统计表》，看到如下数据：总死亡数：15621人；死绝户数：836户；重伤人数：5648人；房屋全倒数：166117间；遗下孤老孤儿数：261人。这份统计材料在当时和后来的三十余年间，作为“绝密”材料封存在档案馆中，一直没有正式向社会公开过。我还发现，那次大地震波及的范围虽然很大，但震害涉及的面积却只有8881平方公里，其中重灾区面积仅2400平方公里，极震区分布在通海、建水、峨山三县交界处，即曲江两岸824平方公里内，这三个县的震亡人数却高达14917人，占死亡总数的95%以上，其中建水县震亡7479人，通海县震亡4426人，峨山县震亡3012人，尤其以高大、曲溪、东山、红旗、九街、小街、峨山城关镇等村镇死人最多，近30个村庄的死亡人数占到震前总人数的20%到50%左右。
这是一次惊世大地震，但在那个特殊年代，这次地震的震级和震灾被严密地封锁了三十多年，几乎与公众绝缘。
地大震，人大干！
中央发来慰问电啦！
有人告诫：死人这事不能乱说
地震那年，我还不到7岁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，整个世界地动山摇，充斥了巨大的声响，随后陷入了万籁俱寂之中。不过，这份宁静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。我开始听到哭声，还有狗叫的声音，什么声音都有，无法分辨，全乱了。我到现在也说不清父亲当时是怎样把我和母亲、姐姐、弟弟从倒塌的房屋中救出来，只记得我们一家人找不到大门，也找不到天井，摸不着出路，我们原来所熟悉的一切什么都没有了。父母带着我们在黑暗中摸索，认准一个方向，不断从这家的屋顶爬到那家的屋顶，一直往村外逃命。我在爬的时候，好多次碰到死人的手、脚，或者是死人的头、脸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许多人埋得并不深，有的是被土坯砸死，或被钉子戳死的。
天亮后我才发现聚集在晒谷场上的男女老幼，全部变了模样，每个人的面孔、嘴巴和耳朵里全是黑黑的尘垢，鼻子已被尘灰塞满，脸是黑了，如同黑人。牙齿也没有一个人是白的，一张口就露出了黑牙。当时，我们这些小孩子还觉得非常好笑，哈，怎么每个人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？
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恐惧，父母一再叮嘱我不许走出晒谷场。然而，不久之后，我管不住自己，就悄悄走出那个场子，看到场子外面的路上，到处是横一条、竖一条的死尸。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索性放任自己，走近那些各式各样的尸体，有的头被砸开了，到处是血和脑浆；有的手和脚折断了，身体扭曲着；有的看上去好像并没受到什么伤害，闭着眼睛，像睡着了，其实是死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大人们还不停地把那样的死人，一个一个地背着、抱着或拖着，添加在更多的死人中间，堆得越来越多。我悄悄一数，有八九十个。以后几天据说好像接到了什么通知，就不允许我们说这个数字了，不允许说死了多少人，也不允许过问。有人告诫我们，死人这个事情不能乱说，不能掰着指头算账。
【南方周末】本文网址：http://www.infzm.com/content/42685
地震中死去的一万多个生命
1995年8月，我开始着手调查通海大地震。我感到这是我的责任，我必须这样做，才对得起在地震中死去的一万多个生命。
大地震发生在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分37秒，震中在通海县高大乡五街村附近，震中烈度为十度强，震源深度约13公里。受灾地区包括玉溪、通海、峨山和华宁等地。这一切，我都记录在我的“调查笔记”中。
余家河坎村坐落在一条干涸的河床旁边，地震时约26万立方米的坝体向东南方向低凹的梯田滑移，向东滑移120米，向南滑移约200米，使这一段地面下陷2米 多，田地碎裂成数段，就像乱刀之下的豆腐一般。河堤上的大树连根拔倒，河旁的村庄有16户人家近50间房屋，随着地表、道路、树木、农田，向东南方向滑移100-150余米之后，全部倒毁。周围尽是深沟大槽，不堪入目。村中438人，死105人，重伤71人。
曲江两岸的高大乡，8000多人中竟有2300余人震亡。仅普丛村70户人家，就有10户全部死难，全村死亡613人。位于震中位置的五街村，原有597人，194人死难，其中年龄最小的刚出生两小时。槽子村原有25人，20人死难，仅留下两位老人、一位妇女和两个小孩。老茅村，原有150余人，有近50％的人死亡。
驻扎在高大乡的公路建设七团，有15个刚下夜班的民工到厨房里吃饭、烤火。地震时，一堵粗厚的土墙向他们压去，未等他们明白发生什么事情，许多站立着的人就被墙体从头压向脚掌。当人们把他们刨出来后，看到的是这样一幅被地震定格了的惨状：15个人变成了15团肉饼，变形的嘴里还含着饭菜，烤火的人则被烧成了焦尸。
峨山县城有逢5赶集的习惯，1月4日下午就从四面八方汇集了许多前来赶集的旅客和农民，两层楼的大旅社爆满，还在过道上加了地铺。地震时，绝大多数旅客遇难，竟死亡200余人。
昆明工学院140多名教职工，从省城昆明来到峨山县小街公社“五·七干校”学习，接受政治洗礼。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，在这140多人中，有90多人是“革命群众”，有40多人属于罪该万死的“牛鬼蛇神”。90多名“革命群众”住在条件较好的农场大仓库里，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，而那40多个被打入另册的专政对象，则住在低矮的“牛棚”里。地震发生时，大仓库里的90多名“革命群众”，被厚重的墙体和巨大的屋架整整齐齐地打死在床上，无一幸免。
解放军某部驻扎在峨山县红旗公社（现锦屏乡）通讯团营房里的136名女兵，刚刚在1969年冬季征兵中光荣入伍，军装上还未正式佩戴领章帽徽，她们正在这里接受集训。大地震发生的顷刻，姑娘们以军人的速度飞快地奔出营房。在寒冷的夜空下，她们仅穿着内衣和内裤，发呆地站着。只听一声哨响，部队首长发出了“保护油库”的动员令。这时，女兵们才发觉自己穿得这么少，羞涩之心使她们涨红了脸。她们看看自己的营房尚存，就不约而同地冲进去寻找衣服。须臾间，一次强烈的余震发生了，营房顿时全部垮塌，女兵们就这样全部惨死在屋里。
通海县城一位苏氏老太太回忆说，地震那年，他们已有5个儿子，大儿子苏文怡刚15岁，而最小的儿子苏文俊还不到7岁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带着5个儿子在家纺石棉，一直纺到12时。他们刚躺下，大地震就发生了。夫妇俩焦急万分地呼喊着儿子们的名字，一直熬到天亮。解放军来了，从深深的废墟里，刨出了5具被压得奇形怪状的尸体。
观音村的钱学德，1月4日结婚，夜里正在闹新房的时候，地震发生了。他匆忙拉住新娘子的手往外跑。跑到天井时，一根木头正好打中新娘的头部。在地震中，他家死了4男4女，只剩下他和父亲、小妹三个人。埋葬亲人的时候，他和父亲用皮带拴着尸体，抬上山，匆匆埋下。8具尸体，父子俩花了4天时间，挖了8个洞，来回上山8次。
代办村有一个妇女，地震前三四天生下一个男孩。地震时，这位妇女和婴孩不幸遇难，人们把这娘儿俩刨出来放在一块。当他们掩埋完其他死尸再返回来埋这娘儿俩时，突然发现，那个婴孩已经醒来，不哭不叫，正扑在他娘的尸体上吸食乳汁。
在地震废墟面前忆苦思甜
从全国各地寄来了十几万封慰问信，大量的毛泽东选集、 毛主席语录、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。
从全国各地寄来了十几万封慰问信，大量的毛泽东选集、 毛主席语录、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。
灾区人民手举红宝书高呼抗震救灾口号
中央慰问团到通海地震灾区慰问
地震学家曾目睹震前之异象
1969年冬，贯穿建水、通海、峨山的曲江河谷，出现了气候反常现象。这个全长120公里的地区，被地震学家称为“曲江断裂带”。在中国地震学界，最早把目光投向西南的，是中国卓越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。早在1965年，李四光先生就亲自指导组建了西南地震地质大队，他特别强调，要重视云南地质构造上断裂带的研究，而这些断裂带有不少仍然在频繁活动。到了1968年12月，李四光再次提出，要认真研究西南地区的地质构造，特别是在一些重点地区，要加强监测工作。1969年11月底，遵照李四光先生的指示，西南地质地震大队就派人下来进行实地考察了。他们分成4个小组，其中一个小组被分派到通海。他们于1969年12月初到达通海，并选定陶茂村的一幢新房子作为他们的“革命根据地”。事实上，他们所住的陶茂村，距离后来通海大地震发生时的震中五街村，已经很近很近了，步行只需十几分钟。他们一直在张老村和姑娘村一带考察，白天在山坡上采石头，晚上带回来敲敲打打。那一段时间，他们看到房前屋后的竹子忽然开了花，一串串紫蓝紫蓝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着，似乎想告诉他们一些什么秘密？村前村后的桃花、梨花，也在这个寒冬季节绽开了花蕾。山坡上，许多不知名的野花，也竞相开放，百花灿烂，争奇斗艳。对于这些美丽景象，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感受到春天的气息，相反他们的神情开始变得紧张和不安起来，眼前的百花越鲜艳，树木越苍翠，他们心中愈发感到压抑。因为他们知道，树木在这个季节开花结果，一定是由于地下温度增高，唤醒了处于冬眠状态的植物。但是，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，他们无法确定这一带将有大地震发生。
这个地质考察小组在通海考察了1个多月。当他们收兵回营，悄然撤出高大公社时，已是1970年1月4日。他们回到县城，入住通海县人民旅社。在人民旅社里，那个姓刘的女服务员从井里打不出水来，仔细一看，原来井里已没有水，全是一股股涌动的白沙。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，生活用水全靠水井。姓刘的女服务员为此非常焦急，不知所措。地质考察小组的几名队员便帮助她一块儿淘井，淘啊淘啊，竟然淘出了两推车白沙，但最后还是没有水。当时，他们也没意识到要地震，淘不出水来就算了。于是，他们回到房间休息，接着又整理考察资料，准备回昆明后就立即向中央地震工作小组汇报通海的情况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在房间里感到非常闷热，在屋里简直无法待下去，就相约到街上溜达。1970年的时候，通海县城还有一段老城墙，他们就沿着老城墙闲走，当他们走到十字街（现新华书店一带）时，看到一位老汉在那里爆玉米花，香气扑面扑来。同时，他们也发现街上的老鼠特别多，而且特别大，一群一群地跑出来，四处逃散。围在老汉身边等待玉米花的人们，见了老鼠也不打，眼睁睁地望着大老鼠们从自己的脚下或身边跑过。他们感到很奇怪，街上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大老鼠呢？其中一个考察队员解释说，你看那个老大爷爆出的玉米花多香，把大老鼠也引诱出洞了，见人也不怕。当天夜里，也就是5日凌晨1点，大地震发生了。
地震后以为是核战争爆发了
地震发生的那天夜里，我们恰恰遇上了一个怪天气，震前热得大家无法入睡，震后却又变得寒冷不堪。当时，我们看见村子周围到处是村民们上山打来的柴火，父母就弄来一堆放在场子中央，点燃起来取暖。但很快就有几个民兵赶来，命令大家赶快把火灭掉。民兵说，上面来通知，战争爆发了，敌人的飞机马上就要飞过来，如果我们这里有火，就会被敌机发现，敌机就会往我们这里扔炸弹，村庄就要遭殃。说着，民兵们一起动手，把火打熄了。
其实，那一年，广播里说要打仗了，大人们也都说要打仗了，都忙着到山下挖防空洞。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人们心中。所以大地震发生后，有不少人都认为是中苏之间爆发了核战争。在人们的想象中，只有核战争才会有那么大的破坏力，才会造成那么多人的伤亡。当时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说：强烈地震发生后，我家里10口人全埋在倒塌的土墙底下。一个念头在我脑里闪现，是不是帝、修、反搞突然袭击，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？我是公社革委会主任，应立即召集民兵投入战斗。
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师说：地震发生时，我住的老房子全倒塌了，我挣扎着爬出去一看，淡淡的月光下，整个村子已变成一片残垣断壁、土块瓦砾，哭泣、呼救的声音响成一片。我当时想，肯定是敌人的原子弹投进来了，才会造成这样的悲惨场面。五街的普秀英说：地震后，有人来叫我们上山去躲起来，不准哭，不准点火。天亮后，又不准我们穿红衣裳。一位极震区的老人对我说，地震发生后，在他们村头，地陷下去一大块，当时有人说，那是原子弹爆炸的弹坑。
五街村的皮绍汉说，由于认为是战争爆发，怕敌机来轰炸，所以夜间不准点火，到处漆黑一团，我们怎么救人？当时，我们村有315人埋在土堆瓦砾下，大家摸黑救出了121人，许多人由于来不及救而被土埋死了。如果允许点火的话，我们村至少还可以救出60多人。
千支援，万支援，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
地震发生后，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：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、发展生产、重建家园。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：不要救济粮、不要救济款、不要救济物。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：“千支援，万支援，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。”因此，《毛泽东选集》、《毛主席语录》、《毛主席诗词》和毛主席像章，是大批量的，一车一车地不断运来。同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，也是铺天盖地寄来。当时，通海有16万人，仅慰问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，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。那时的灾区人民认为只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，就能战胜一切困难，所以除了“红宝书”和慰问信之外的其他东西几乎不收。这样一来，这场大地震的灾情不仅被遮蔽，而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，甚至堵住了内援。
记得地震发生后，我们常常跟着大人不停地高呼“对于地震，我们就是不怕，一千个不怕，一万个不怕”、“地震失去的，我们要加倍让地球偿还”之类的口号。高呼这样的口号时，大家好像真的坚强起来了，什么困难都不存在了，什么灾难都不用惧怕了。但在口号呼完之后，人们还得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园，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，面对重建家园的困难，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，哭起来，悲恸的呜咽、呼天叫地的嚎哭之声，此起彼伏。采访时，五街下村的吴光贵曾对我说，地震后，全村人民饿着肚子没粮食吃，他心里很急，与生产队的领导商量后到公社粮站借了500斤大米，把受灾群众集中起来熬大锅稀粥喝，一直喝到春节后。第二年秋天，家家户户凑了一点粮食来，才把粮站的500斤大米还清了。另外，地震后，灾民所住的房子是临时建的草棚，一住就是一两年。草棚容易起火，有不少灾民在地震中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后，又遭受了火灾。我亲眼看见，长河大队晒谷场上的几十家草棚，在一个夜晚失火了，烧了一个多小时，灾民从地震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一点点衣被、粮食、水桶、锅碗，一烧而光，许多灾民绝望得呼天叫地。
难忘北京医疗队
1月5日，北京方面火速召集了第一批医疗队，当夜72名队员乘专机到达昆明，随即乘汽车赶到通海。我清晰地记得，北京医疗队来到六一村后，很快就在小学校前边的一块大操场和晒谷场上，搭建帐篷、油毛毡房，那些昏迷不醒的、手断了的、脖子抬不起来的、不能走路的遇难者，统统送到了医疗队。那时，对于偏远地区的云南来说，来自北京的医疗队，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医术和药品。
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那些医生拉着伤员和村民的手说，“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！”“毛主席派我们来抢救你们，来给你们治病的。”“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们有什么话就说。”许多村民一听，就赶紧感谢毛主席，赶紧高呼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当年那些医生让受伤的病人住进帐篷里，而自己在外露宿。有的医生还亲自用手为解不出大便的伤员掏肛门。一些女医生还把自己的大衣送给受冻的灾民穿。当遇到需要输血的伤员时，全体医务人员都会争先恐后地要求为伤员献血。
这些，在我采访的时候，许多村民至今仍然记得。
2010年2月于云南通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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